可以说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下行推动了西方政治与经济的再次转型，标志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向市场主导体制的再次回归。
列宁早就说过要把那些"该死的官僚主义者统统用脏绳子勒死"。政府的合法性于是体现为不断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
交朋友，请客，多次交往，长时间谈话，社交，认同乡，校友，亲戚，干儿子等等方式，在西方人看来非常浪费时间和金钱，但却是东方人沟通信息的必要开销。这里说的"剩余"是由于生产中各种不确定因素所造成的期望价值与实现价值的缺口（若为正就叫做利润，为负则叫做亏损）。原因就在于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党政分离"和政府职能转换）的困难。但是也有例外，如果不幸遇到例外，改革过程就会进入一条死路，诺斯（Douglas North）所谓的锁入效应。例如当我们谈到在中国建立私有产权制度时，就必须考虑到在法治缺失的环境里如何利用家族联系或旧有的文化传统的力量来界定产权的"私有性质"。
他们只有知识和与之具来的独立思考。等价交换的原则基本上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二是以传统供给经济学为内核的新供给经济学。
萨伊定律所提出的政府不干预原则，也显然难以治理当今时代的经济问题。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不拒绝需求侧管理，而且在很多环节需要需求侧管理进行配合。增长阶段转换体现为产业体系升级，并会出现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局部性的革命性变化。二是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国有经济的所有制基础，切断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各种软预算约束纽带，构建新型平等竞争体系。
这些多层次的增长促进举措构成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环境，显然有别于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所开出的药方。以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的。
从萨伊定律出发，市场不可能出现全面的生产过剩，这与目前大规模的产能过剩显然并不一致希克斯当然懂得由他参与创立的这套教科书解释，他探索的解释，远比教科书解释深刻。与此类似但程度不同的是韩国（儒家-道家-佛家-基督教）和新加坡（儒家-佛家-伊斯兰教）。如果我们懂得了法官和医生是怎样令人信服的，我们就明白，本土的政治领袖们应当具备怎样的智识与豁达，才可说是令人信服的，于是才可获得使政治领导成为有效的那种权威性（汪丁丁，2008，智识与豁达：未来十年政治领袖的品质，《财经》杂志评论员文章）。
回到主题，假如我们缺乏政治智慧，假如我们试图将例如新加坡那种只适用于小邦寡民的威权主义经验借鉴到中国来，那么，我们可以将各级政府的权力扩张到足以像新加坡政府控制新加坡这样一个城邦的社会生活那样控制中国的社会生活，注意到权力有强烈的收益递增性质——即权力自发地追求更大权力，我们不难想象，如同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市场经济将被如此强大的政府权力完全摧毁。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将市场经济视为官僚们的公共财，官僚们竞相追逐更大权力的行为必定导致公共财悲剧。我相信，读者明白了上述道理之后，不难判断，大国不能以小国为师，因为当一个小国的成功经验被一个大国持续复制到足够大的范围时，政治领袖们还有能力（实践智慧）有效管理这些复制出来的小国吗？这是一个希克斯早已看到解答的问题。既然如此，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旨在使社会组织的有效运行不再仅仅依赖一位伟大政治家的能力——大国就无法在足够大的范围内复制任何小国的经验。
恰如列文森指出的那样，大国的知识分子在模仿西方现代化的本土社会转型期，敏锐地感受到被边缘化的痛苦，从而奋力反抗西方的以及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及情感方式（参阅：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郑大华等译。将国家转换为社会，是可能更富于成果的思路转换。
阿罗的思路，首先将社会转换为组织，从而可以只研究组织的效率问题。那么，企业家获得利润，因为企业家能力的稀缺性。
阿罗对组织理论的贡献在于，他证明在上述假设下存在最优科层。虽然，组织成员们仍可有许多不同甚至冲突的个人目标。在理论的视角下，由于国家的复杂性质（民族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以及其它方面的），国家规模是一个过于复杂故而在政治经济学范围内难以操作的观念。罗宾逊夫人当然熟悉凯恩斯为批判斯密经济学而提出的集结谬论——个人美德推广至全局可能导致不利于每一个人的恶果（例如节俭这一美德可能导致经济萧条从而抵消了节俭的初衷），当她运用这一极富洞见的观念于发展经济学领域时，她意识到，适合于小国的发展策略不能运用于大国。回顾1980年代后期由邓小平推动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探索，至2007年，我们已可明确判断：中国经济发展必将受累于严重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汪丁丁，2011，官僚政治是市场经济的死敌，为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国企报告》撰写的《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编者按语，又因天则国企报告杭州座谈会纪要未能通过浙江大学出版社的政治审查而未能在该刊发表）。以中国为例，值得借鉴的小国主要分布于东亚儒家文化圈内，但中国大陆则是儒家文化传统的核心区域。
与大国相比，小国的文化特征在于它往往能够接纳不同文化的影响（因为它或许更需要借助于来自其它大国的文化势力来反抗它一直不得不依赖的特定的文化势力），从而具有更加灵活的发展策略。事实上，科尔认为他自己1941年的作品和西蒙斯1948年的著作《Economic Policy for a Free Society》都是与会者们可以引证的先期文献。
并且，医生需要熟悉患者的生命史和社会史，他甚至常被视为患者家族的特殊成员。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怎样看待西方列强？严复和章太炎虽有相当对立的政治态度却都持有对西方文化的批判立场，大国知识分子素有携泰山以超北海的文化气魄，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基本立场，借用冯友兰的概括，就是：雕虫小技，乃折枝之类，壮夫不为也（参阅冯友兰《三松堂全集》卷二中国哲学史上卷1930年绪论）。
因此，阿罗于1970年至1971年期间创立的这一组织理论，若可借鉴控制理论家于1958年至1961年期间发表的诸如卡尔曼滤波器这样的降噪方法，可能发展为更具现代社会理论意义的组织学说。当科层的高度在 U 形曲线最低点的左侧时，科层高度偏低，组织成本高于最优科层的成本。
法官最典型，法官（judge）与判断（judgement）分享同一个拉丁文词根，为了胜任这一职务，他通常要毕生积累经验才可获得令人信服的睿智（实践智慧）。大国模型的思想渊源，我认为可追溯至杨格（Allyn Abbott Young，1876-1929）以及剑桥的凯恩斯小圈子晚期的核心人物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1903-1983）和她的丈夫奥斯丁（Austin Robinson，或者，(Edward) Austin (Gossage) Robinson，1897-1993）——奥斯丁1960年主编出版了一套文集，主旨是探讨大国的发展模式（《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Size of Nations》New York: St. Martins）。现在假设人群的规模（通常以人口总量来衡量）逐渐增加，那么，给定能力在人群中的分布，每一管理者的有限能力意味着科层高度的逐渐增加，这当然意味着信息在底层与顶层之间传播时的失真度逐渐增加，从而顶层决策失误的概率逐渐增加。这里，判断力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法官在许多可能影响相关社会成员未来行为的决断当中作出最终抉择的那种判断力。
根据布坎南俱乐部理论基础上的公共选择理论，也根据阿罗这部文集（《组织的限度》）第一篇文章个人与社会的理性基础上的社会选择理论，组织可定义为追求某些共同目标的人群。也就是说，医生的实践智慧远比法官的更具有本土性，他甚至必须就是患者自己。
科尔在《the Breakdown of Nations》里指出：社会规模又一次表明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不论这些问题是好的还是坏的，文化生产力与假设有限的人类智慧，由于专业化而导致在广泛领域里的无知，以及由于毫无意义地符合社会功利主义的优越性。关于科尔推动的这一思潮，读者可参阅 Leopold Kohr，1941，disunion now: a plea for a society based upon small autonomous unit《American Weekly Magazine》，reprinted as，Leopold Kohr on the Desirable Scale of States，《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 18，no. 4（December 1992），pp. 745-750。
所以，小国的经验借鉴到大国，首先应考察小国政治架构可否借鉴到大国。其实，最接近儒家文化传统的核心区域的是台湾而非新加坡。
遗憾的是，百年以来，或六十年以来，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实践智慧正逐渐从中国政治运行过程中消失。在东亚文化圈之内，以儒家文化传统而尝试民主政治，台湾是最可借鉴的，其次是韩国。当组织结构偏离最优科层时，只有两类情形，其一是科层高度偏低（过于民主），其二科层高度偏高（过于集权）。组织得以存在，是因为这些个人目标的集合之间有非空交集，并且，对追求这一交集之内的目标而言，个人因参与组织而付出的代价小于他因参与组织而分享的规模经济效益。
换句话说，当一个社会承认政治家对利润的权利时，就意味着政治家能力是稀缺的。从多细胞体内部的神经元之间的分工到人类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工，一项普适的原理是：底层的社会功能是采集并传播信息，顶层的社会功能是根据底层上传的各类信息提出与全局相关的决策。
基于共同目标，经济学家可以分析任何组织的效率问题，即为实现共同目标而支付的代价是否最小，或限于给定资源是否能最大限度地落实共同目标。例如，我记得在他的一篇短文里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具有最低平均成本曲线的厂商不能无限复制自己的工厂从而使全世界的同类产品都由这家厂商提供？他提供的一种解释是这样的：因为，当最有效率的工厂被持续复制到全世界时，或迟或早，企业家管理这些工厂的能力，简称企业家能力，将成为最严重的制约因素。
经济发展不同于经济增长，前者是不折不扣的社会演化过程——相当于人的身-心-灵协调变动过程，而后者狭义而言仅仅是GDP指标及其部门结构的变动过程——相当于人的身高或体重的变动过程。另一方面，从顶层到底层的距离越长，通常，顶层成员人数就越少，从而达成决策所需的共识程度也就越高——更高的顶层共识程度通常意味着决策可被更有效地执行。